主编  王辉 
副主编   钱旻,栾好江,林晨,杜忆华
出版日期 2004年10月25日 2004年 第19期(总第65期) 半月刊 2001年12月24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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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按姓氏笔划)王江新(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张勇朝(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刘明(大连理工大学),宋向凤(新乡医学院),宋健(德国科隆大学)、李建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吴雪丰(南京大学)、杜丽蕊(暨南大学)、邵焰(韩国生命科学院)、周洁(华中科技大学)、岳桂平(华中农业大学)、柏彬(江苏省人民医院)、郭继强(西安交通大学)、柴延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唐雷蕾(荷兰莱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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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1.克服肿瘤固有的抵抗免疫效应功能

2.人类和鼠T淋巴细胞中MHC-II类分子的功能与调节

3.调节性T细胞研究进展

4.基因疫苗和免疫治疗

5.自身免疫中的治疗性疫苗

6.用CD4+CD25+抗原特异性调节性T细胞作为治疗性疫苗

7.通过脂多糖受体、TLR受体4的信号转导

8.在调节B细胞功能上TRAFs的多方面作用

9.B细胞系在阳性和阴性选择中的受体编辑

10.NF-kB在两个时期阻碍B细胞的发育

11.晶美信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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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肿瘤固有的抵抗免疫效应功能

王明永

贵阳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


在肿瘤免疫治疗方面,当前的方法重点放在产生特异性抗肿瘤抗原的效应分子上面。但是,在病人身上诱导产生了免疫特异性和能否产生明显的临床效果,二者之间还缺乏明显的联系。通过研究肿瘤产生的小鼠模型,特别是在显示肿瘤独特的环境以及削弱免疫效应功能方面,我们开始逐渐认识了肿瘤本身。这种概念已经应用到了人类肿瘤学方面。


1.介绍
不管他们的抗原性,从发生的肿瘤临床事件来看,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某些阶段不能消除肿瘤细胞。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到,激活肿瘤特异性T淋巴细胞对抵制肿瘤细胞产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前的肿瘤免疫研究方面,几乎全部集中到了诱导免疫效应细胞上面。
我们曾经假想,有效的治疗性疫苗应该促使T淋巴细胞产生来杀死肿瘤细胞。在肿瘤免疫方面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和成百上千的关于在鼠身上治疗肿瘤转移的发表文章。然而不幸的是,肿瘤病人注射了这些疫苗以后,在前临床研究和实际的临床效应之间我们发现了令人不安的差异。要研究疫苗,很显然鉴定肿瘤抗原和产生肿瘤反应性淋巴细胞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治疗有效性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当前的临床治疗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到将研究重点从诱导产生一种肿瘤免疫应答转移到实体肿瘤中的效应细胞功能和扩展方面是必需的。在肿瘤免疫逃逸中评估肿瘤环境的角色,自发产生肿瘤的鼠模型要求模仿临床事件(要考虑到减慢生长动力,组织向性和多步骤的肿瘤进展等)


2. 自发性产生抗肿瘤免疫应答。
到目前为止,有许多证据证明,肿瘤抗原由肿瘤主导的淋巴结介导,这些肿瘤抗原要么通过肿瘤细胞进入淋巴器官要么就是通过APC来交叉提呈。但是抗原提呈是否导致产生足够的效应细胞来杀死肿瘤细胞,还是导致各种各样的免疫耐受,这一点还不十分清楚。当前认为,交叉提呈诱导的T细胞激活状态依靠多种因素,如T细胞频数,抗原的水平,DC细胞提呈抗原的成熟程度,有效的CD4+ 辅助性T细胞的存在等。在生长中的肿瘤的竞争下,有淋巴结APC介导的抗原提呈给CD8+ T细胞似乎可以引起短暂的效应细胞扩增,但是即使肿瘤特异性T细胞持续存在,这种效应对于产生功能性CTL应答是不够的。
在转基因鼠模型中,SV40 T抗原(Tag)作为de novo抗原在成熟鼠中(RIP1-Tag5)胰腺β细胞中表达的。在肿瘤发生过程中,通过T细胞固有的成分而获得的免疫可以使Tag特异的CTL活性得到释放,这就表明,即使出现大的肿瘤负担,效应细胞也能够产生。但是,尽管出现潜在的肿瘤反应性细胞,在各种各样的鼠模型中实体瘤还能逐渐生长。这些发现就表明,自发产生的的免疫性对于抑制肿瘤发生是不够的。


3.疫苗诱导的抗肿瘤免疫应答
有证据表明,在肿瘤耐受的鼠和肿瘤病人外周有初始的或抗原经历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存在。尽管对于这种T细胞的免疫学状态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他们的简单存在,已经点燃了发展治疗性肿瘤疫苗的希望。考虑到成熟的DC分子对于推动已经存在的抗肿瘤T细胞应答的至关重要性,所以以DC为基础的疫苗,已经迅速的从鼠移植模型转移到临床上面。至今为止,证据已经显示治疗性疫苗在相当数目肿瘤病人当中能够引起特异性免疫应答,虽然和抗病毒疫苗相比,这些应答还存在CTL频数的变化和低效性等缺点。特别重要的是,在癌转移病人当中,这些免疫应答仅仅偶发的诱导肿瘤消退,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报道有持续的免除和幸存者。
对于理想的前临床研究结果和不理想的癌病人治疗效果,二者之间的矛盾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在经典的肿瘤迁移模型中,一个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需要一下方面监视,即体外CTL活性、IFN-γ的分泌和记忆性T细胞的诱导。尽管这些性质对于长时间保护机体免受肿瘤攻击非常重要,但是确定性的抗肿瘤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预防性措施得到,即通过提供疫苗和同时应对肿瘤挑战。然而实体瘤不仅是肿瘤细胞简单的集合,而是形成了一个器官,这个器官被变形的细胞包围并且由基质细胞养育。因此传统的观点,即象疫苗能够抵抗传染性病原生物体一样,疫苗也能够抵抗肿瘤,需要纠正了。


4.肿瘤抵抗
抗肿瘤方法的有效性下降和肿瘤的大小有关,这就证明肿瘤已经发展了一种机制来逃脱免疫破坏。有确凿证据表明,在异常表达生长因子情况下,免疫效应活性下调,或者是在肿瘤上面失去了抗原表达。另外,肿瘤细胞包埋在基质中(基质是能够匿藏巨噬细胞,粒细胞以及DC等炎性细胞的细胞外排列网络)。我们已经知道基质免疫细胞能够一些因子来促使肿瘤发生并且能够促使免疫耐受,例如,它能够阻止DC的成熟。
考虑到在抗肿瘤免疫应答的起始或效应阶段所有的潜在障碍,采用细胞内、细胞外扩展的转移,肿瘤特异性T细胞是较吸引人的方法用来克服固有效应细胞的低活性以及疫苗的失败或肿瘤攻击机制的不成功。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假设激活的、肿瘤反应性T细胞能够迁移而且能够破坏肿瘤组织。但是我们和别人的研究结果证明,即使完全激活肿瘤特异性T细胞也不不能够拒绝免疫性肿瘤。因此说,肿瘤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微环境,这种微环境能够为T细胞的产生设置障碍。事实上,肿瘤相关的基质不仅能够匿藏炎性细胞,而且在血管形成过程中通过诱导新血管萌发来支持癌变发生。
尽管血管生发对于显形肿瘤是一种离散的成分而且对于营养传递至关重要,但是这一点常被肿瘤免役学家忽视。然而,淋巴细胞的产生通常受下列因素控制,一是血液器官,二是受体和配体的相互作用。正在进行的血管发生导致在肿瘤血液器官中发生很大的形态和分子结构的变化。这有利于肿瘤固有的抵抗浸润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有效的肿瘤免疫方法不仅需要足够的效应细胞,而且需要一个允许浸润和破坏的肿瘤环境。


5 .克服肿瘤固有的抵抗机制
为了研究免疫效应细胞和肿瘤基质之间复杂的关系,我们将焦点集中到了RIP1-Tag5小鼠上面,这种鼠在经历20周时间能够自发长肿瘤。尤其是Tag在胰腺β细胞中表达通过典型的环节-由增生的小岛进化成有血管逐步形成的小岛,进一步长成囊性实体瘤-可以诱导肿瘤逐步形成。尽管Tag反应性T细胞存在,但是肿瘤形成过程中,在RIP1-Tag5小鼠中,浸透恶性组织能力丧失了,从而导致胰岛瘤的发生。另外我们所知道的传统治疗方法如增强刺激、加强体内抗原提呈或提高Tag反应性T细胞的频数等,是不成功的。这就反映了多种治疗肿瘤病人方法是失败的。
在RIP1-Tag5小鼠中,血管形成是多阶段肿瘤形成的一个特点。在那里,静止的脉管系统在早期血管形成中起着"血管形成开关"作用,并逐渐转化成增生肿瘤器官的混乱脉管网络。令人吃惊的是,在最早的血管形成阶段,内皮淋巴细胞的相互作用如"滚动"、"黏附"等作用丢失了。这就暗示,血管形成对于效应细胞的产生设置了障碍。因此我们认为在肿瘤中创造一个前炎性环境,就可以恢复淋巴循环。事实上,通过过继性迁移Tag效应性细胞,放射可以作为前炎性刺激因素(在非淋巴环境中)来补偿RIP1-Tag5肿瘤临近的大量浸润。由于有限的迁移效应细胞的寿命,这就需要重复的输入,因为这样可以完全抵制已经建立的肿瘤好几个周。考虑到RIP1-Tag5模型的说服力(在此模型中肿瘤基因可以在所有胰腺β细胞中表达),所以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怎样去解释这种成功呢?既不是单独的放射治疗起的作用,也不是在RIP1-Tag5小鼠中过继性迁移对肿瘤所起的作用。但是,放射可以通过提高黏附分子、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它们反而允许淋巴细胞浸润)的表达来改变肿瘤微环境,最令人吃惊的是,在肿瘤衰退阶段,异常的肿瘤血管转化成了表形几乎正常的毛细血管网。这种肿瘤血管的"正常化"和强烈诱导产生IFN-γ、由浸润的巨噬细胞分泌血管性趋化因子Mig和IP10有关。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其内在的分子机制,但此结果已经演示,复杂的免疫反应和基质细胞的血管生发不仅仅通过诱导内皮细胞死亡,而且还通过纠正血管状态来实现。在肿瘤微环境中这些深远的改变对后续的消除抗原特异性肿瘤细胞奠定非常重要一步。


6 .有效肿瘤治疗的双倍概念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通过促使转化效应细胞的增生与体外耐受力,放射能够提高体外肿瘤免疫。另外,我们现在已经逐渐明白,放射对肿瘤基质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效应细胞产生。细菌性感染对下列概念进一步提供依据,即有效的治疗性调节应包括宿主免疫系统和肿瘤微环境两方面。包含嘧啶-磷酸-鸟嘌呤(CpG-ODN)的一些反应物(它们能够代替由细菌引起的刺激),通过促进DC分子的成熟或通过抑制调节性T细胞来提高疫苗治疗方法。然而,象我们上面提到的限制性放射治疗和过继性转移一样,通过前活性效应细胞的作用,CpG-ODN也能够作用局部和"打开"CpG-ODN促胰岛素用来浸润(图4D-F)。现在我们的研究表明,CpG-ODN不仅能够感应阶段的免疫应答,而且能够被定居在肿瘤的巨噬细胞吞噬。这又反过来导致调节内皮细胞的黏附分子和相关的大量淋巴浸润以及后续肿瘤抑制。因此系统的提供CpG-ODN前炎性因子,能够显著的提高局部肿瘤微环境和加强效应细胞的产生和在肿瘤床的抗原提呈。
相应的,又证据表明,其他有效的治疗药物如环磷酰胺不仅能够加强过继性转移的有效性,而且还能够作用肿瘤宿主细胞。通过研究合适的动物模型(当治疗时基质已经充分建立起来),我们开始发现,成功的治疗肿瘤方法也同样关键依靠调节肿瘤环境。


7.血管免疫治疗
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在免疫介导的肿瘤排斥中并非肿瘤细胞本身而是肿瘤基质的血管成分是主要的靶目标。例如,通过使用IFN-γ-和IFN-γR基因敲除小鼠,Blankenstein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通过CD4+或 CD8+效应细胞对移植肿瘤的排斥并不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与它们分泌IFN-γ的能力相关,这反过来调节IFN-γR+基质细胞和抑制血管的形成。同样的,IL-4介导的肿瘤排斥靶细胞间接干预血管的形成。其它的细胞因子诸如IL-12在自发性乳腺肿瘤形成的预防中,通过减少血管活性而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RIP-Tag5小鼠中,炎症则导致血管"正常化",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是血管形成是可逆的。因此,在成功的免疫治疗中,基质成分尤其是血管细胞在改变对肿瘤有力的环境到对肿瘤不利的环境上,表现了足够的可塑性。
在RIP1-Tag5小鼠的基础上,我们预测血管免疫治疗是一个有前途的概念,其中炎症刺激诸如放射和CpG-ODN可以使脉管系统"正常化"并且可以激活内皮细胞而促进效应细胞的渗透和抗原启动的肿瘤细胞的清除。未来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减少血管形成和允许效应细胞进入到肿瘤内所需要的复杂的一连串事件。阐明这个机制将使我们选定肿瘤环境内的特异的靶目标,进一步通过提供局部的而不是全身的前炎症细胞因子的浓度而提高治疗效能。加之克服癌症病人中无能效应细胞的产生,血管免疫治疗将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一个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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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鼠T淋巴细胞中MHC-II类分子的功能与调节

 

石 瑛 译

新乡医学院 医学检验系


MHCII类分子的主要功能是递呈经过加工处理的外源抗原给CD4+T淋巴细胞,因此MHCII类分子对于启动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抗原递呈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HCII类分子的配体也可以激活细胞内信号途径,通常参与诱导凋亡。在免疫系统中,MHCII类分子组成性表达于专职抗原递呈细胞,而一些非专职递呈细胞,在免疫调节子的作用下,则可以诱导性表达。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鼠外,还有许多物种的T细胞表面可以合成和表达MHCII类分子。在本综述中,我们讨论在活化的人类和鼠T细胞中有关MHCII类分子转录调节的最新理论,以及我们利用II类转录活化启动子对MHC II类分子缺陷的鼠T淋巴细胞的作用,讨论T淋巴细胞DNA甲基化的作用。我们也讨论合成和表达MHC II类分子的活化的T淋巴细胞已经被认识的一些功能,包括抗原递呈、T-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MHC II类分子介导的细胞内信号传递。

 

简介
在过去的20年,对于人类和鼠免疫应答中MHCI和MHC II类分子的表达与功能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MHC I和MHC II类分子在免疫应答的起始阶段(MHC II分子)和效应阶段(MHC I类分子)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分别递呈抗原给CD8+T细胞和CD4+T细胞。由于它们特殊的免疫功能,在鼠和人类中,MHC II类分子仅组成性表达于专职的抗原递呈细胞,然而,MHC II类分子也可以在富有细胞因子(INF-r)的环境中诱导性表达于非专职抗原递呈细胞(例如成纤维细胞、上皮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活化的人类T淋巴细胞在其表面也表达MHC II类分子的所有表型(HLA-DR、HLA-DQ、HLA-DP)。在T细胞大约被活化3~5天后,MHC II类分子开始表达,与T细胞受体(TCR)启动和共刺激后诱导产生的大量其它效应分子相比,这是一个相对晚期的事件。例如细胞因子在TCR启动和共刺激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检测到;然而据我们观察,对于一些诸如CD25、CD69、CD71等活化标志物的表达则要1~3天出现。
活化的人类T淋巴细胞上表达的MHCII类分子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但是它们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一种观点是:这个争议是由于在鼠和人类中,MHC II类分子的合成和在细胞表面的表达是不用的;另一个观点是:这个争议是由于所使用的细胞型以及实验仪器不同,有时会产生冲突的结果。在下面的综述中,我们将讨论已经发表的涉及在免疫应答的调节中,T细胞表达MHC II类分子和它们的功能的一些数据。

 

在动物王国中表达MHC II类分子的T细胞
除了人类T细胞外,各种报告也已经说明在其它物种的T细胞表面亦可以表达MHC II类分子。在牛和马中,MHC II类分子高表达与T细胞活化相关。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用美洲商陆刺激的马外周血单核细胞可产生大量的MHC I分子和MHC II类分子,并表达于T淋巴细胞表面。另外,在被美洲商陆刺激活化的表达有马感染性贫血病毒衣壳糖蛋白的自身T细胞活化的T细胞,在应答时具有抗原特异的熔细胞性,并且这种现在在CD4和CD8细胞系中均存在。在犬中,MHC II类抗原的两个亚单位可以在淋巴细胞中检测到。一个亚单位由于表达于非活化和活化的T细胞和B细胞而表现出异常的作用,另一个亚单位仅仅表达于B淋巴细胞和活化的T淋巴细胞。在啮齿类动物中,有报道活化的大鼠T细胞可以合成MHC II类分子。T细胞合成和表达MHC II类分子对于小鼠的T细胞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小鼠的T 细胞被活化后不能表达这些分子。

II类转录活化子(CIITA)是MHC II类分子表达的主要调节子。与MHC II类分子相一致,仅APCs可以组成性表达CIITA,但是其它各种细胞可以诱导表达。CIITA基因至少被3个独立的启动子单元(CIITA-PI,CIITA-PIII和CIITA-PIV)控制,每一个启动子控制转录唯一一个外显子。最近我们和其他的实验室已经建立了单独用CIITA-PIII可以在正常人体内活化T细胞;然而未受刺激的T细胞缺少CIITA的表达。尽管在活化的人类T细胞中,已经确定了涉及CIITA诱导表达的几种转录因子,但是精确的遗传和后天调节机制和T细胞中各种因子如何组装到CIITA-PIII上的问题还需要解决。
在T细胞恶性肿瘤中,最近我们发现在一组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细胞系中,MHC II类分子表达的减少与CIITA表达减少相关,并且用众所周知的T细胞活化试剂刺激这些T-ALL细胞不能诱导CIITA产生和相应的MHC II类分子的表达。因为其它的诸如IFN-r、IL-4、CD69和CD45RO等T细胞活化标志在受到刺激的T细胞中很容易被诱导表达,所以我们推测在这些肿瘤T细胞中,正常的T细胞活化途径被破坏。另外,在一个短暂的启动子-受体分析中,我们发现在CIITA-缺陷的T-白血病细胞中,CIITA-PIII活化的水平与T淋巴瘤中MHC II类分子表达一致,这说明在白血病T细胞中存在CIITA-PIII活化的所有必要的转录因子。进一步的分析表明,T-ALL中CIITA的缺陷与结合到CIITA-PIII上的因子缺失有关,这是由于在这些肿瘤细胞中CIITA-PIII超甲基化的结果。随后用5-AZA-2'-脱氧胞苷使DNA去甲基化,结果导致在这些白血病T细胞中CIITA-PIII和HLA-DRA重新表达。然而我们也发现在早期的白血病T细胞中,通过染色发现细胞表面HLA-DR的缺失与CIITA-PIII超甲基化相关。因此,在白血病T细胞中,CIITA表达的缺失与正常的活化途径和转录因子的缺陷无关,这些细胞因子可以使T细胞表达CIITA,并且表达MHC II类分子,而是和DNA甲基化相关,这样可以特异地封闭了与CIITA-PIII装配的因子,因此它后续的活化受到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CIITA表达受到抑制,而其它执行T细胞功能的必要基因的表达并没有受到影响。


小鼠T细胞CIITA-PIII超甲基化
与大量表达CIITA和MHC II类分子的活化的人类T细胞相反,活化的小鼠T细胞几乎不表达CIITA,并在T细胞表面没有检测到MHC II类分子。但是,为了揭示小鼠T细胞可以合成和装配MHC II类分子的能力,通过转染编码人类CIITA 的cDNA,使小鼠T细胞上可以表达重组的MHC II类分子。并且,这还揭示了在活化的小鼠 T细胞中,MHC II类分子表达得缺失可以引起CIITA 转录的损伤。
最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小鼠表现了一种MHC2TA基因转录的损伤。将CIITA-PIII和CIITA-PIV受体结构转染到小鼠EL-4系的T淋巴瘤中,证实在这些小鼠T细胞中,CIITA-PIII受体结构是T细胞活化最基本结构。这指出对CIITA-PIII活化的必要的所有转录因子在淋巴瘤T细胞中是存在的,在小鼠T细胞中,CIITA-PII活化的缺失和所导致的CIITA 转录的损害可能是由于在MHCATA位点DNA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个结果是通过与我们所观察的人类T细胞肿瘤对比得来的。用对DNA甲基化敏感的限制酶和对甲基化耐受的限制酶消化DNA进行Southern blot分析,发现在小鼠T细胞系EL-4和小鼠外周血T细胞克隆中内源的CIITA-PIII是甲基化的。但是,将3A12.5细胞在含有去甲基试剂5-AZA-2'-脱氧胞苷共同孵育6天后,可以在这些细胞中可以使CIITA-PIII活化而诱导CIITA表达,这说明在小鼠T细胞中,CIITA-PIII超甲基化与CIITA表达缺失有关。


小鼠T细胞MHC II类分子的获得与功能
在活化的小鼠T细胞中,CIITA表达的损伤和导致的MHC II类分子合成和在细胞表面表达减少被广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在免疫应答中,表达MHC II类分子的T细胞的作用。例如,因为在小鼠的免疫系统中并没有因为小鼠T细胞缺乏MHC II类分子合成和表达而明显抑制小鼠的免疫应答,所以人们提出了在人类免疫系统中MHC II类分子介导的T-APC递呈和引发T-T细胞相互作用的相关性问题。是否小鼠T细胞递呈MHC II/肽复合物给过路T细胞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放射嵌合体和中,利用电子显微镜技术对胸腺细胞观察和对体内T细胞克隆研究,发现MHC II类分子能够从非T细胞转移到T细胞上早在20年前已经得到证实。最近在T细胞上获取MHC II类分子正在更深入的被研究。人们发现活化的大鼠T细胞不仅可以合成MHC II类分子,而且可以从邻近的T细胞或APCs吸收。在小鼠T细胞从APCs中吸收MHC II类分子已经有报道。但是,是否MHC II类蛋白真正的溶入到这些T细胞膜上还不清楚。虽然如此,获得MHC II/肽复合物的小鼠T细胞表现出具有诱导静止的T细胞增殖和分泌IL-2的功能。然而,当这些获得MHC II类分子的T细胞彼此相互作用时可以导致凋亡和耐受。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小鼠T细胞有能力从表达MHC II类分子的APCs获得MHC II/肽复合物,并且在免疫应答调节中,这些获得的MHC II/肽复合物随后与邻近T细胞相互作用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现象与在大鼠和人类中所观察的现象相似。

 

活化的T细胞能递呈抗原吗?
在未成熟CD4+T 细胞上的抗原特异性TCR配体和APCs上的相关的MHC II类分子复合物在T细胞活化过程、细胞分裂的克隆扩增和细胞分化成为效应细胞中提供了第一信号系统。APC上的CD80与T细胞上表达的CD28相结合提供了第二信号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在缺少第二信号(通常由非专职APCs提供)的情况下,TCR与MHC II/肽结合通常诱导克隆耐受或启动T细胞凋亡,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启动抗原清除后阻止了抗原特异的活化的T淋巴细胞的积聚。
追溯到1978年,有一个理想的证据支持了上面所提到的值得注意的事情,即活化的T细胞具有APC的功能(称为T-APC),并且可以影响其它T细胞的活化。一些独立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人类T细胞能够加工和递呈抗原。最初这被认为需要高浓度的抗原,但是随后的观察显示由专职APC递呈抗原诱导适当的T细胞增殖的抗原量也能被T细胞加工和递呈。但是这还需要注意多数这样的实验是由肽和T细胞共同完成的。
专职APCs的MHC II类小室(MIIC)是MHC II类分子荷肽的场所,并且MHC II类分子进行荷肽依赖于诸如HLA-DM、HLA-DO和组织蛋白酶。尤其是HLA- DM在MIIC小室中需要从MHC II类分子肽沟槽中的II类分子相关的不变链(CLIP)解离。HLA-DM催化带有来源于内吞途径肽的CLIP的改变,因此HLA-DM可以作为一个肽的编辑者,有利于对稳定结合于MHC II类分子中的肽进行选择,这些结合于MHC II类分子中的肽最终递呈给免疫系统。HLA-DO则在HLA-DM介导的肽交换处理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但是对于这些分子在活化的T细胞表达和功能我们知之甚少。为了调查体内活化的T细胞是否能够处理和递呈抗原肽,我们用检验了MIIC中带有溶酶体产生的肽的来源于肽CLIP不变链改变。带有酶体产生的肽的CLIP用单克隆抗体(CerCLIP)进行监测,这种单克隆抗体特异性识别与HLA-DR相关的CLIP。利用Cer-CLIP,通过流式活化细胞分选技术(FACS)可以检测HLA-DR/CLIP和HLA-DR/抗原肽的相对数量,FACS被认为是成功检测MIIC小室中肽交换的方法,同时可以测知细胞中MHC II类分子介导的肽递呈能力。为了检测活化的人类T细胞上HLA-DR/CLIP相对数量,我们对幼稚B细胞和来自相同供体的体内活化的T细胞做了CerCLIP反应性对比试验。并将结果与先前用Raji和Ramos B细胞所得出的结论做了对比。图3是用CerCLIP(X-轴)和HLA-DR(Y-轴)抗体对幼稚和肿瘤的B-和T-细胞进行双色染色的结果。正如先前的报道,在Romas B-细胞系中没有检测到HLA-DR/CLIP复合物;然而在Raji B-细胞系的细胞表面则可检测到大量的HLA-DR/CLIP复合物。值得一提的是:与Raji B-细胞相似,82%的从外周血直接分离的幼稚B细胞群的确含有HLA-DR/CLIP复合物。相反,来自于相同供体57%的外周血HLA-DR+(活化的)T细胞群在表达的HLA-DR沟槽中不含有任何CLIP片断。这说明在体内活化的T细胞,其表达HLA-DR分子中含有的是肽而不是CLIP。同样,HLA-DR+ T细胞淋巴瘤H9、HUT78、HH和卡波士肉瘤细胞表面则含有HLA-DR/CLIP复合物和HLA-DR/肽复合物,其比例介于活化的T细胞和幼稚B细胞之间。
根据我们的分析得出在人类内体活化的T细胞和肿瘤T细胞,MIIC小室是肽交换的场所,并指出初级HLA-DR+活化的T细胞和肿瘤HLA-DR+T细胞均可以递呈抗原肽。

 

共刺激分子的表达
对于适当的T细胞刺激,不仅需要TCR与MHC II/肽复合物相结合启动第一信号系统,而且正如前面多提到的那样,需要有共刺激信号相互作用的第二信号系统。大部分共刺激信号是由APC上的CD80(B7-1)和CD86(B7-2)与T细胞上的CD28和CD152(CTLA-4)之间相互作用提供的。大多数APC群中,在APC活化后,CD86可共刺激表达,并快速上调,而CD80则稍后出现。对于T细胞,在T细胞活化后,CD28共刺激表达,而CD152可快速上调。CD28、CD152、CD80和CD86的表达背景说明在初次免疫应答中,CD28/CD86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CD152/CD80则负责下调T细胞的活化。但是很多研究表明CD80和CD86在功能上具有交叉性。在本综述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活化的T细胞的确表达CD86和CD80。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在幼稚B细胞和活化的T细胞出现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之间做了对比,发现在体内分离的新鲜的活化的T细胞表达CD86,但是没有检测到CD80的表达。但是用PHA和IL-2刺激外周血单个核细胞5天发现CD80表达提高而CD86表达减少。当我们对比活化的B细胞时,活化的T细胞表达CD80和CD86水平均较低。因为在体内活化的T细胞主要表达CD86,因此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下调的信号问题值得讨论。
总之,目前有一些实验支持了表达于活化T细胞上的MHC II类分子可以适当的处理和递呈抗原,加上表达于T细胞上的供刺激分子共同说明人类T细胞有能力通过MHC II类分子递呈抗原肽给过路细胞,因此诱导了T-T介导的免疫应答。

 

T细胞的APC功能(T-APC)
多数报道指出,作为T-APC上MHC II类分子介导的抗原递呈在活化的T细胞或静息T中提供下调信号诱导其凋亡或克隆无能。这个T-T递呈介导的无能在缺少共刺激分子的条件下,没有表现出是由于TCR封闭造成的结果,因为在活化的T细胞本身表达CD80和CD86。但是,加入抗CD28或B7转染的成纤维细胞不能够抑制T细胞无能。一些报道已经在T-APC和T-T细胞相互作用中对比了TCR、共刺激分子、细胞因子和钙内流的效应。这些结果见表1。从这些数据上,我们得出,尽管在T-T和T-APC相互作用中TCR和共刺激信号存在,但是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诱导了Ca内流的减少,这种Ca内流的减少没有明显影响IL-4产生,但是影响了IL-2产生的途径以及影响了T细胞进入完全活化阶段的途径。这些T-T细胞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是诱导了应答T细胞的克隆无能。这种T-T相互作用诱导的无能不仅影响了这些发生T-T相互作用的T细胞本身,而且也表现出了无能T细胞能够对过路细胞和APCs起抑制作用,因此大大提高了无能T淋巴细胞的数量。

 

MHC II类分子配体介导的细胞内信号
除递呈已处理的抗原给应答T细胞外,MHC II类分子作为一种变化多端的受体能够执行其它的功能,通过启动各种各样的信号途径,它们能够从增殖、成熟到凋亡的各种身生命活动中调节APC活性。在活化T淋巴细胞表面表达MHC II类分子的细胞能够传导各种各样的细胞内信号(见表2)。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活化的T细胞中,通过MHC II类分子和CD3共同刺激导致了inosytol磷酸同聚的一种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明显提高了CD3介导的T-blast增殖。
直到现在,在细胞质中短的MHC II类分子尾信号基序中目前还没有被发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分子如何转导它们的信号?对于APC,最近已经建立了MHC II类分子能够与其它细胞受体相关,例如B细胞中,MHC II类分子于CD72a/CD72b、CD20和CD19相关;在单核细胞中,一个CD18/MHC II类分子复合物已被确认,然而活化的T细胞中哪些分子是相关的,转导MHC II类分子介导的信号仍需要我们进行调查。

 

MHC II类分子配体诱导的凋亡
凋亡或称程序性死亡,能够被各种各样的刺激所启动,包括不仅通过CD95(Fas)或颗粒酶/Perforin途径诱导 CTL介导的杀伤,并且还可以通过电离辐射和许多cytostatic药物诱导CTL介导的杀伤。人类B淋巴细胞中,HLA-DR分子的配体,但是不包括HLA-DP和HLA-DQ,可以诱导凋亡,这种MHC II-介导的细胞凋亡,主要由Fas-FasL相互作用来介导的。但是caspase依赖的MHC II-介导的凋亡在B细胞中亦有人报道。相反,已经表明小鼠脾B细胞的MHC II类分子的配体,可以防止由Fas介导的这些细胞的凋亡。利用MHC II类分子介导的凋亡,一个抗HLA-DR的人类工程单克隆抗体最近被指出在HLA-DR+肝肿瘤中有一个直接的和非免疫肿瘤活性,这个人源化的抗体揭示了在抗MHC II类分子-bearing肿瘤细胞的抗体靶向治疗中MHC II类分子诱导的凋亡的潜能。这能够被想象MHC II类分子介导的凋亡也可以在MHC II类分子的bearing活化的T细胞中发生,并且抗体治疗能够被应用于MHC II类分子阳性T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中,但是这仍旧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在胸腺中MHC II类分子介导的T-T相互作用
在胸腺发育的重要阶段,发现超过50%的产前胸腺细胞在发育的第二阶段后期和第三阶段表达HLA-DR,而在出生后HLA-DR阳性胸腺细胞的百分率逐渐降低,在胎儿胸腺细胞上,MHC II类分子的存在提出了是否在未成熟胸腺细胞上,MHC II类分子产前T细胞免疫库的形成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通过用一种人类reaggreate培养系统已被做出解释,应用这个系统,显示MHC II类分子阳性胸腺细胞能够支持人类胸腺细胞从未成熟的双阳性胸腺细胞成为成熟的单阳性细胞的发育和分化。

 

总结
在人类和小鼠中,由T细胞表面MHC II类分子活化诱导的抗原递呈在维持T细胞自稳中表现了一种重要的机制,即通过提供下调信号给抗原应答的CD4+T淋巴细胞来维持机体的自身免疫稳定。也许多变的细胞内信号途径导致凋亡和无能的MHC II类分子介导的启动是更重要的,但是MHC II类分子介导的凋亡在抗肿瘤T细胞战斗中具有潜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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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性T细胞研究进展

  

吴祖群 许以平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

 

提要:调节性T细胞是不同于Th1和Th2的具有调节功能的T细胞群体,因其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近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综述调节性T细胞近来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调节性T细胞;细胞因子;免疫

 

调节性T细胞是不同于Th1和Th2的具有调节功能的T细胞群体,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在多种免疫性疾病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成为近年来免疫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1 调节性T细胞分类

调节性T细胞(Tr)在体内外具有调节功能,根据其表面标记、产生的细胞因子和作用机制的不同,Tr可分为CD4+CD25+Tr细胞、Tr1和Th3等多种亚型。

1.1 CD4+CD25+Tr 目前研究得较为清楚的亚型为CD4+CD25+Tr。研究表明,在正常人和小鼠的外周血及脾脏组织的CD4+T细胞中约有5%~10%的细胞持续表达CD25分子(IL-2受者α链),同时这一亚群是CD45RB分子低表达的。CD4+CD25+Tr具有免疫无能性和免疫抑制性两大功能特性。其免疫无能性表现在对高浓度IL-2的单独刺激,固相包被或可溶性抗CD3单抗,以及抗CD3单抗、抗CD28单抗的联合作用呈无应答状态,也不分泌IL-2。当经TCR介导信号刺激并有高浓度外源IL-2存在的情况下,CD4+CD25+Tr可活化并增殖,但其增殖程度较CD4+CD25-T细胞弱很多。 CD4+CD25+Tr的免疫抑制性表现在经TCR介导的信号刺激活化以后能够抑制CD4+和CD8+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1.2 Tr1 Tr1是另一类亚型的CD4+Tr。在IL-10存在的情况下,可通过异源抗原活化的人类T细胞经克隆产生,IFN-α可增强IL-10诱导产生Tr1的能力。另外 ,抗原与CD2共刺激可通过IL-10非依赖途径诱导产生抗原特异性Tr,产生大量IL-10,并具有调节功能。最近Kemper等研究发现,在IL-2存在的情况下,人CD4+T细胞与CD3和补体调节剂CD46结合诱导生成Tr1特异性细胞因子表型的T细胞。这种细胞增殖能力强,并具有旁观者抑制效应和免疫记忆力。Tr1与 Th1 和Th2之间的区别于Tr1可产生高水平的IL-10,中等量的TGF-β、IFN-γ和IL-5,少量的IL-2,不产生IL-4。刺激TCR不能使Tr1有效增殖,有研究显示IL-15对于刺激Tr1在体外增殖至关重要。Tr1抑制免疫反应的主要机制依赖于产生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

1.3 Th3 Th3型CD4+Tr是在研究口服耐受机制的过程中发现的,Th3主要分泌TGF-β,对Th1和Th2都具有抑制作用。Th3可从IL-4缺陷小鼠产生,显示Th3是与Th2不同的一种独特类型。TGF-β、IL-4、IL-10可促进TCR转基因小鼠Th前体分化为Th3。低剂量抗原口服诱导产生Th3,同时口服IL-4可促进Th3的产生。 由于不成熟树突状细胞(DC)在体外诱导产生的CD4+Tr和体内诱导产生的CD8+Tr与Tr1具有相同的特性,即都产生高水平的IL-10,但不产生IL-4或IL-2。然而,与Trl比较,不成熟DC诱导产生的CD4+Tr在体外的抑制活性不依赖于IL-10。并且,由不成熟DC在体外诱导产生的CD4+Tr通过抗原非依赖机制直接抑制成熟Th1的增殖反应,该过程需要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接触,并可被外源性的IL-2所抑制。因此,从功能上讲,这些Tr更类似于上述的CD4+CD25+Tr。 目前还不清楚CD4+CD25+Tr与Trl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处于不同分化阶段的同一Tr亚型,CD4+CD25+Tr可能来源于胸腺部分分化的T细胞,并在外周遇到抗原时最终分化为产生IL-10和TGF-β的Trl。但较多倾向认为CD4+CD25+Tr与Tr1是两种不同的细胞亚型,有研究观察到小鼠CD4+CD25+Tr属于CD45RBlow群体,而Tr1在体外由CD45RA+初始细胞分化而来。

 

2 调节性T细胞的分离、纯化及克隆扩增方法

获得大量的调节性T细胞是对其进行研究的前提,正常情况下淋巴结、脾脏及外周血存在一定数量的CD4+CD25+Tr,可通过CD标记,免疫磁珠分选法获得大量CD4+CD25+Tr。Trl主要通过克隆扩增的方法获得,较为复杂。

2.1 CD4+CD25+Tr的分离、纯化 制备单个细胞悬液,以T细胞纯化柱分离小鼠淋巴结或脾脏T淋巴细胞,以抗-CD8-FITC抗体和抗FITC标记磁珠相结合的阴性选择法剔除CD8+T细胞,再以抗-CD25-FITC抗体和抗FITC标记磁珠相结合的阳性选择法选出CD25+T淋巴细胞。也可采用CD4+T细胞亚型纯化柱分离得到CD4+T细胞,再结合抗-CD25-FITC抗体,以流式细胞仪分选出纯化的CD4+CD25+T细胞。

2.2 Trl的克隆、扩增 Groux等较早克隆扩增成功人和小鼠Tr1,人Trl是在外源性IL-10存在情况下,以外源性单核细胞刺激人外周血CD4+T细胞,10 d后,以流式细胞仪筛选出单个CD4+T细胞克隆并接种于培养孔,加入经照射的饲养细胞(JY,105/ml,PBMC,106/ml),以10U/ml的rIL-2和高剂量交叉结合的抗-CD3单抗(100μg/ml)反复刺激扩增。小鼠Trl克隆通过有限稀释法获得,培养基中加入OVA(2 μmo/L)和经照射的脾APC(107/ml),以IL-2(20 U/ml)和IL-4(20 U/ml)刺激进行扩增。

 

3 调节性T细胞作用机制

活化的CD4+CD25+Tr主要通过接触抑制的方式抑制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另外,CD4+CD25+Tr还可分泌细胞因子IL-10和TGF-β抑制免疫反应。CD4+CD25+Tr接触抑制的机制在于该细胞表达CTLA-4,CTLA-4跨膜分子胞内段携带免疫受者酷氨酸抑制基序(ITIM),与B7配接后传递抑制信号,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活化,用抗CTLA-4单抗可阻断CD4+CD25+Tr的抑制作用。 前已提及,Trl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分泌IL-10和TGF-β来实现的,IL-10和TGF-β都是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细胞因子,二者抑制效应广泛。IL-10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机制明显降低抗原特异性T细胞增殖。IL-10对T细胞的直接作用包括抑制IL-2的产生以及延长细胞增殖周期。间接机制包括下调MHC Ⅱ类分子的表达、下调单核细胞CD80和CD86的表达以及T细胞共同刺激分子CD28的配体。并且,通过抑制APC,IL-10有效抑制IL-12的产生,而IL-12是Thl细胞分化的关键因子。IL-10还可阻止T细胞受体介导的CD4+T细胞活化。以IL-10处理T细胞导致持久的抗原特异性T细胞无反应,以抗CD3和CD28抗体重新刺激细胞不能逆转IL-10诱导的T细胞无能,加入外源性的IL-2也不能逆转IL-10诱导的T细胞无能。除了主动抑制T细胞增殖,在特定条件下,IL-10可诱导Trl的分化,人和小鼠CD4+T细胞在IL-10存在时经慢性活化可产生Trl,增强Trl的抑制作用。IL-10对其他炎症细胞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可抑制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嗜酸粒细胞产生前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并可抑制单核细胞产生IL-10,提高IL-1α和IL-1β的自然拮抗剂IL-1RA的产生。IL-10还可抑制APC HLA-DR及多种共同刺激分子如CD54、CD80和CD86的表达。IL-10还可通过抑制嗜酸粒细胞表达CD40发挥抗过敏效应,导致嗜酸粒细胞加速凋亡。在体内,IL-10表现出较强的免疫抑制和抗炎效应,在内毒素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以及过敏原诱导的气道炎症小鼠模型中,IL-10都表现出保护作用。 TGF-β从三个方面对免疫功能起抑制作用:一是抑制免疫效应细胞的增殖;二是抑制免疫效应细胞的分化和活性;三是抑制细胞因子的产生及其免疫调节作用。将TGF-β加入到非纯化入T淋巴细胞培养基抑制IL-2依赖性ConA诱导的增殖,同时T细胞表达的IL-2Rα和CD71下降。TGF-β可使葡萄球菌毒素刺激的鼠CD8+T细胞毒性减低90%。混合淋巴细胞反应开始加入TGF-β可抑制细胞溶解效应细胞的产生,加入IFN-α可逆转该效应。TGF-β抑制新鲜分离的T细胞IL-4及IFN-γ的产生。

 

4 调节性T细胞的应用前景

Tr所具有的免疫抑制特性使得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调节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许多研究显示调节性T细胞在Th1或Th2介导的疾病中具有良好效果。

4.1 炎症性肠病 在炎症性肠病(IBD)小鼠模型,同时输入Trl细胞和致病性CD4+CD45RBhiT细胞可抑制严重免疫缺陷小鼠IBD的形成。该研究同时证实Trl必须在体内被活化才能发挥调节作用,因为只有在接受的抗原可被Trl识别的小鼠中才能阻止IBD的形成。Trl克隆抑制免疫反应的特性与CD45RBlowCD4+T细胞相似,后者也可通过IL-10和TGF-β依赖机制抑制IBD。 4.2 移植免疫 诱导免疫耐受是移植成功的关键,Tr在移植耐受中起重要调节作用。Taylor等研究显示,CD4+CD25+Tr在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数个动物品系的组合中,不论全身放射剂量如何,去除供者T细胞接种物中CD4+CD25+Tr或移植前去除受者CD25+T细胞将导致GVHD的升高。输注新鲜纯化的供者CD4+CD25+Tr和等量的CD4+T细胞可适度抑制GVHD的发生。而体外培养的活化CD4+CD25+Tr与等量的CD4+T细胞或去除CD25+T细胞输注明显抑制快速致死性GVHD。 4.3 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是由Th2细胞介导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结合在肥大细胞、嗜碱粒细胞表面的抗原特异性IgE通过桥联抗原促使上述细胞释放炎症介质,在速发相及迟发相哮喘反应中起重要作用。Cottrez等研究发现,将Trl克隆转移入OVA诱导的速发型超敏反应小鼠模型中,使抗原特异性IgE减少90%,抗IL-10抗体可逆转Trl抑制抗原特异性IgE的作用,说明IL-10在Trl的调节功能中起重要作用。给予Trl的小鼠淋巴结T细胞经OVA刺激后分泌的IL-10较对照组细胞明显升高,仅分泌少量的IL-5,无IL-4。将抗原特异性Tr转移入致敏小鼠也可阻止气道高反应的形成。Zuany-Amorim等研究发现,经灭活分析杆菌悬液SRP299处理的小鼠产生CD4+CD45RBloqTr,可通过产生IL-10和TGF-β抑制气道炎症的形成。

4.4 口服耐受及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 口服耐受是指通过预先口服抗原特异性抑制细胞和(或)体液免疫,阻止机体对食物蛋白和细菌抗原的高反应性。口服低剂量抗原可诱导产生分泌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TGF-β的调节性细胞,抑制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低剂量抗原经Peyer's patch肠相关APC递呈后,优先诱导产生抗原特异性调节性细胞,这种调节性细胞在体内外遇到抗原后可分泌TGF-β。而高剂量抗原口服不仅诱导克隆无能和消除,也可诱导产生TGF-β的调节性细胞,OVA TCR转基因小鼠口服抗原也可诱导产生CD4+CD25+Tr,其抑制效应部分由TGF-β介导。Chen等研究发现,小鼠口服给予髓磷脂碱蛋白可诱导周围耐受,其肠系膜淋巴结可分离出产生TGF-β、IL-10及IL-4的T细胞克隆,抑制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的形成,此病是由Th1介导的多发生硬化动物模型。另外,Kohm等研究发现,在体外,CD4+CD25+Tr可有效抑制MOG(35~55)特异性Th1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在体内,过继转移CD4+CD25+Tr明显抑制自身反应性Th1介导的EAE的形成,同时MOG(35~55)特异性Th2出现的频率增加,中枢神经系统浸润降低。 5 Tr研究展望 Tr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群体,深入研究其发生、生长及功能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机体免疫调节机制。另外,已有多项研究将Tr用于自身免疫性病及超敏反应性疾病的试验性调节,并取得良好的结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有可能在治疗此类疾病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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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现代免疫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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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疫苗和免疫治疗

 

Margaret Liu , Bruce Acres, Jean-Marc Balloul, et al

 

DNA vaccines, comprised of plasmid DNA encoding proteins from pathogens, allergens, and tumors, are being evaluated as prophylactic vaccines and therapeutic treatment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allergies, and cancer; plasmids encoding normal human proteins are likewise being tested as vaccines and treatments for autoimmune diseases. Examples of in vivo prophylaxis and immunotherapy, based on different types of immune responses (humoral and cellular), in a variety of disease models and under evaluation in early phase human clinical trials are presented. Viral vectors continue to show better levels of expression than those achieved by DNA plasmid vectors. We have focused our clinical efforts, at this time, on the use of recombinant viral vectors for both vaccine as well as cytokine gene transfer studies. We currently have four clinical programs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Two nonspecific immunotherapy programs are underway that apply adenoviral vectors for the transfer of cytokine genes into tumors in situ. An adenovirus-IFN construct (TG1042) is currently being tested in phase II clinical trials in cutaneous lymphoma. A similar construct, adenovirus-IL2 (TG1024), also injected directly into solid tumors, is currently being tested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about one-half of which are melanoma). Encouraging results are seen in both programs. Two cancer vaccine immunotherapy programs focus on two cancer-associated antigens: human papilloma virus E6 and E7 proteins and the epithelial cancer-associated antigen MUC1. Both are encoded by a highly attenuated vaccinia virus vector [modified vaccinia Ankara (MVA)] and both are coexpressed with IL-2. Encouraging results seen in both of these programs a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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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中的治疗性疫苗

 

Michael Sela and Edna Mozes

 

Similarly to prophylactic vaccines whose purpose is to prevent infectious diseases, therapeutic vaccines against autoimmune diseases are based on their similarity to the putative causes of the disease. We shall describe here two such examples: a copolymer of amino acids related to myelin basic protein, in the case of multiple sclerosis, and a peptide derived from the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AChR), in the case of myasthenia gravis (MG). Copolymer 1 (Cop 1, glatiramer acetate, Copaxone) is a synthetic amino acid random copolymer, immunologically cross-reactive with myelin basic protein and suppresses experimental allergic encephalomyelitis in several animal species. Cop 1 slows the progression of disability and reduces relapse rate in exacerbating-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patients. It was approv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1996, and today is used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patients. Cop 1 is a potent inducer of T helper 2 (Th2) regulatory cells in mice and humans, and Th2 cells are found both in the brains and spinal cords of Cop 1-treated mice. MG and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MG are T cell-regulated, antibody-mediated autoimmune diseases. Two peptides, representing sequences of the human AChR -subunit, p195-212 and p259-271, are immunodominant T cell epitopes in MG patients and in two strains of mice. Altered peptide ligand, composed of the tandemly arranged two single amino acid analogs, inhibits in vitro and in vivo MG-associated autoimmune responses. The active suppression is mediated by the CD4+CD25+ immunoregulatory cells 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own-regulation of Th1-type cytokines and the up-regulation of the secretion of IL-10 and the immunosuppressive cytokin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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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D4+CD25+抗原特异性调节性T细胞作为治疗性疫苗

 

Jeffrey A. Bluestone and Qizhi Tang

 

Autoimmune disease results from the dysregulation of basic tolerogenic processes designed to control self/non-self-discrimination. Approaches to treat autoimmunity have focused historically on potent immunosuppressives that block the activation and expansion of antigen-specific T cells before they differentiate into pathogenic T cell responses. These therapies are very efficient in reducing clonal expansion and altering early signaling pathways. However, once the pathogenic responses are established (i.e., autoimmunity), the interventions are less effective on activated and differentiated T cell subsets (including memory T cells) or acting in the presence of an inflammatory milieu to abort immune responses at the target tissue and systemically. Moreover, the current immunotherapies require continuous use because they do not redirect the immune system to a state of tolerance. The continuous treatment leads to long-term toxicities and can profoundly suppress protective immune responses targeted at viruses, bacteria, and other pathogen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ve been tremendous advanc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processes that control immune tolerance. Among the most exciting has bee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professional regulatory T cell subset that has shown enormous potential in suppressing pathologic immune responses in autoimmune diseases, transplantation, and graft vs. host disease.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current efforts to induce and maintain tolerance in the autoimmune diabetes setting by using therapeutic vaccination with CD4+CD25+ regulatory T cells.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approaches to exploit regulatory T cells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use of anti-CD3 immu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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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脂多糖受体、TLR受体4的信号转导

 

Eva M. Polsson-McDermott & Luke A. J. O'Neill

An understanding of lipopolysaccharide (LPS) signal transduction is a key goal in the effort to provide a molecular basis for the lethal effect of LPS during septic shock and point the way to novel therapies. Rapid progress in this field during the last 6 years has resulted in the discovery of not only the receptor for LPS -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 but also in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signalling pathways activated by LPS. Soon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LR4, the formation of a receptor complex in response to LPS, consisting of dimerized TLR4 and MD-2, was described. Intracellular events following the formation of this receptor complex depend on different sets of adapters. An early response, which is dependent on MyD88 and MyD88-like adapter (Mal), leads to the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B (NF-B). A later response to LPS makes use of TIR-domain-containing adapter-inducing interferon- (TRIF) and TRIF-related adapter molecule (TRAM), and leads to the late activation of NF-B and IRF3, and to the induction of cytokines, chemokines, and other transcription factors. As LPS signal transduction is an area of intense research and rapid progress, this review is intended to sum up our pres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events following LPS binding to TLR4, and we also attempt to create a model of the signalling pathways activated by 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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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节B细胞功能上TRAFs的多方面作用

 

Gail A. Bishop

 

Tumour-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TNFR)-associated factors (TRAFs) are cytoplasmic adaptor proteins that are important in lymphocyte activation and apoptosis. Many studies of TRAFs have used models of exogenous overexpression by non-lymphoid cells. However, the actions of TRAFs present at normal levels in lymphoid cells often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non-lymphocyte overexpression models. As I discuss her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studying these molecules in physiological settings in B cells reveals that they have several roles, which are both unique and overlapping. These include activation of kinases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ignalling proteins, culminating in the induction or inhibition of biologic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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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细胞系在阳性和阴性选择中的受体编辑

 

Efrat Edry and Doron Melamed

 

In B lymphopoiesis, Ag receptor expression and signaling are critical to determine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survival, and activation. Sever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ection checkpoints to test this receptor have been described in B lymphopoiesis, aiming to ensure the generation of functionally competent, nonautoimmune repertoire. Secondary Ag receptor gene recombination allows B lymphocytes to replace an inappropriate receptor with a new receptor, a mechanism called receptor editing. This salvage mechanism uncouples the Ag receptor fate from that of the cell itself, suggesting that B cell repertoire is regulated by a process of receptor selection. Secondary rearrangements are stimulat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B cell development, where editing of the receptor is necessary to fulfill stage-specific requirements.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 the contribution of receptor editing in B lymphopoiesis and its regulation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ection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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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kB抑制剂在两个时期阻碍B细胞发育

 

Biao Feng , Shuhua Cheng , Warren S Pear and Hsiou-Chi Liou

 

Members of the NF-kB transcription factor family a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the B cell lineage. Disruption of individual or two NF-kB subunits exhibits distinct defects in B lymphocyte development, activation, and survival. However, the role each NF-kB plays during B cell development has been obscured by molecular compens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a trans-dominant form of IkBα was transduced into bone marrow cells to act as a pan-inhibitor of NF-kB using a retroviral system.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lymphocytes and myeloid cell lineages was not grossly affected by the transduced IkBα gen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B lineage cells was apparent in IkBα transduced chimeric mice. IkBα expression de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pre-B and immature B cell subsets in the bone marrow and further impaired the development of follicular mature B cells and marginal zone B cells in the periphery. Introduction of the Bcl-X transgene completely restored the pre-B and immature B cell pool in the bone marrow. However, despit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overall viability of the B cell lineage, Bcl-X expression was insufficient to overcome the maturation block resulting from NF-kB inhibition. Together,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NF-kB activity is required for two distinct checkpoints during B cell development: one is for pre-B/immature B cell viability, the other is to provide both survival and maturation signals to ensure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follicular mature B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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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协办